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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安乐死”立法 路还漫长

“要死也要死在我身边,咱回家去!”伴随这句声嘶力竭的话,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86岁的徐某像着了魔般,伸手将插在患病妻子咽喉里的呼吸管拔掉……事情发生在2018年12月24日下午3时30分许。当时,正是江西中寰医院重症监护室探视时间,患者家属徐某突然“闯”进ICU病房,将刚入院3天的妻子黄阿婆的呼吸管拔掉,欲带她回家。徐某的行为,再次引发关于安乐死的讨论。(1月16日《法制日报》)

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,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。然而安乐死自诞生以来,就一直是世界上争议颇多的话题,同时也成为伦理学界和法学界都无法回避的议题。自1980年起,我国就以各种形式开始了关于安乐死的讨论,大众对安乐死的定义也有了基本的共识。在国家两会上,建议推行安乐死的提案不少。比如2017年两会期间,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浙江代表团驻地第三组会场,十几位全国人大代表依次拿起笔,在一份名为《关于推进中国安乐死合法化的建议》的议案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,呼吁在立法上给安乐死以名分。

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在痛苦折磨中病逝,对他们而言安乐死或许是一个解脱,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,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。也正是如此,一些社会学者、医疗方面专家及部分民众希望国家尽快让安乐死合法化。然而,安乐死只是一种道德权利,是一种有限制的法律权利,是否有条件转化为法定权利是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。

从这几年媒体所披露的“眉山母亲被儿拔管”、“安徽霍邱父母请求为孩子实施安乐死”以及新闻中“徐某拔掉妻子身上管子”等事件中,当事人都违背了安乐死的内涵,涉嫌剥夺他人生命权利。每一起类似案件的发生,都会引起社会上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吁。就目前而言,让患者无痛苦有尊严的死去,初衷是好的,但实施过程中法律、道德的风险往往难以防范。

在法学界对安乐死问题最大的争议其实在于,第三人是否有权应他人要求结束其生命,如何判定病人的意愿是真实的,而非病人亲属的伪造、诱导、逼迫的。1993年2月9日,荷兰参议院通过法案,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。为了避免滥用安乐死,造成病人非正常的死亡,荷兰的安乐死法案本身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;即便如此,仅2010年度,荷兰实施的3200件“安乐死”事件中,就约有72%的案件涉嫌“故意杀人”,实在是有点触目惊心。在全民医疗制度十分健全的荷兰尚且如此,对于如今的中国而言,安乐死更缺少了真正的社会基础。

安乐死立法需要有成熟的医疗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,作为现实坚硬的土壤。正如专家所言,一要实现医疗技术的普及和高度发展。只有达到这样条件,才能对患者能否实施安乐死做出恰当的判断。二要完善全民医疗保障体制。就是必须彻底解决好居民“看不起病”这一难题,避免患者出于减轻家庭的重担而选择“安乐死”。三要大力提高医生职业道德水平,获得公众信任。防止有的患者家属为摆脱赡养义务,通过贿赂医生制造违背患者意愿的“安乐死”事件。四要完善“安乐死”的技术和伦理规范,对“安乐死”进行准确的技术评估和伦理道德评估,防止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。而要全面解决以上四个难题,中国必定前路漫长,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努力。就现状而言,无论民间呼声再高,法律也需要“冷眼旁观”!(樊树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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