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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信惩戒被滥用 应用立法为其戴上紧箍咒

近年来,失信惩戒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与此同时,信用惩戒制度在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探索,加快推进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立法十分必要。什么是失信?如何去惩戒?怎么来联合惩戒?究竟该通过一部怎样的统一的社会信用立法来规范不同主体?渐行渐近的社会信用立法仍面临不少难点痛点。(12月10日 《法制日报》)

今年“两会”期间,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,曾风趣地提及:未来丈母娘挑女婿都要看对方的征信报告。这句俏皮话深深地点出了信用评价后果对个人生活的影响。人无信不立,近年来,党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举措之一便是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。

特别是在2014年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,“加快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、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”。《决定》出台后,我国信用体系的建设明显加速。在惩治“老赖”、霸座、职业医闹等热点事件中,信用惩戒都发挥了巨大的威慑作用,有利于全社会的风清气正。

然而,随着信用惩戒为公众所熟知,一些过犹不及的现象也发生了。如,央行的新版个人征信报告已经开始试运行,据相关新闻,新报告把“能否按时缴纳水费、电费”等因素也纳入考虑范围;南京市则把闯红灯的行为认定为一般失信行为,记入个人信用档案。这些举措都引发了争议,其目的是要规范公民的某些行为,但是通过失信惩戒来达成显然不合适。

不可否认,很多不文明行为都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干扰,但行为的本质属性和影响后果并不相同。如欠款不还、霸座,不仅体现了行为人主观上的恶意,而且对受害人和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较大,而延迟缴纳水电费则很有可能是业主的无心之失。至于闯红灯,虽然不文明,但自有交通类法规予以处理,无须失信惩戒的“援助”。所以,把“信用体系”当作一个大口袋,什么都往里面装,把“失信惩戒”当作“万金油”,什么地方都抹一抹,既凸显了某种懒政思维,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“信用体系”的严肃性。

有鉴于此,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呼吁对社会信用立法。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,通过立法对“信用体系”这把治理“利刃”加上剑鞘是完全有必要的。特别是对于违法和失信的区别、谁有权实施失信惩戒等关键问题,应当予以明确。唯有如此,才能为信用体系构筑一圈制度的护城河,让广大民众既能得到信用体系的保护,又不至于被其误伤。(王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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